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莫言的经典哲理散文欣赏

  • 作者: Admin
  • 来源: 美文摘抄网
  • 发表于2018-07-04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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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•   莫言散文多是对故乡和童年的回忆,对母亲的感念,对生活的反思,让人在历史前进中所发生的大事小事间感喟着普通人的喜怒哀乐。下面是美文网小编为大家整理的莫言的经典哲理散文欣赏,欢迎大家参阅。

      莫言的经典哲理散文欣赏篇一:生活是一种态度

      生活其实就是一种态度,悲与乐就在自己的一念之间,想通了也就是那么回事。

      萧十一郎说,他从小就失去了爹娘,与狼生活在一起,狼是最忠贞的动物,就好像他一样,从小,他就学会了在苦中做乐,他清楚的知道世界的现实,他想要逃避,想要过宁静的生活,可是现实却逼迫着他向前,不允许他停止脚步。

      我知道萧十一郎本就是古龙想象中的一个人物,可是这也是他自己形象的一种典范,年轻的时候受尽了颠沛流离的生活,到老通过酗酒来渡过余生,这也导致了他英年早逝。其实,比起金庸我是更加的喜欢古龙的,至少说,比起古龙,金庸是幸运的,所以,这也是他们写作创作风格的不同之处。

      古龙希望过着平静的生活,能有家的温暖的生活,就好像就是小说中的萧十一郎,正因为如此,所以萧十一郎喜欢上了沈碧君而不是风四娘,因为沈碧君代表着善良、美丽、真诚。

      因为看清了世界真实的面目,所以他总是与这个世界保持着一定的距离,保持在安全线内,他的要求不多,只想着平静的生活,想要一个家,这也导致了邪恶派连城壁的出现,其实连城壁也是一个悲剧的人物,作为一个保养的孩子,没有受到过一点的亲情,知道遇上沈碧君,这而,也是问题的根源。

      多次被误会,不解释,因为时间会证实一切,多好次想要了断自己的生命,可是使命却让他不能如此。所以他就这样的坚强的活了下来。原着中,本来萧十一郎的结局本不是很好,这也让大师古龙很是不满,于是又着手写了续《火拼萧十一郎》,于是有了完美的结局。其实这也是古龙自己想要有的生活的结局,可是都不能如愿。

      生活其实就是如此的现实,现实得让人可怕,可是我喜欢萧十一郎的那个角色,苦中作乐,也许我是应该学习一下他的精神,学习他对于生活的态度,虽然我是没有什么护刀家族的使命,但是至少我应该为我的事业想一想。世界上的人那么多,品种又是那么的多,我能考虑的又能有多少呢,学着与这个世界保持着一定的距离,至少不要让自己受伤,不要让自己轻易的受伤。

      莫言的经典哲理散文欣赏篇二:漫长的文学梦

      最早发现我有一点文学才能的,是一个姓张的高个子老师。那是我在村中小学读三年级的时候。因为自理生活的能力很差,又加上学时年龄较小,母亲给我缝的还是开裆裤。为此,常遭到同学的嘲笑。有一个名叫郭兰花的女生,特别愿意看男生往我裤裆里塞东西。她自己不好意思动手,就鼓励那些男生折腾我。男生折腾我时她笑得点头哈腰,脸红得像鸡冠子似的。后来,这个那时大概刚从乡村师范毕业、年轻力壮、衣冠洁净、身上散发着好闻的肥皂气味的高个子张老师来了,他严厉地制止了往我裤子里塞东西的流氓行为。他教我们语文,是我们的班主任。他的脸上有很多粉刺,眼睛很大,脖子很长,很凶。他一瞪眼,我就想小便。有一次他在课堂上训我,我不知不觉中竟尿在教室里。他很生气,骂道:“你这熊孩子,怎么能随地小便呢?”我哭着说:“老师,我不是故意的……”有一次,他让我到讲台上去念一篇大概是写井冈山上毛竹的课文,念到生气蓬勃的竹笋冲破重重压力钻出地面时,课堂上响起笑声。先是女生哧哧的低笑,然后是男生放肆的大笑。那个当时就十七岁的、隔年就嫁给我一个堂哥成了我嫂子的赵玉英笑得据说连裤子都尿了。张老师起先还不知道是怎么回事,训斥大家:“你们笑什么?!”待他低头看了看我,便咧咧嘴,说:“别念了,下去吧!”我说:“老师,我还没念完呢。”因为我念课文是全班第一流利,难得有次露脸的机会,实在是舍不得下去。张老师一把就将我推下去了。我堂嫂赵玉英后来还经常取笑我,她摹仿着我的腔调说:春风滋润了空气,太阳晒暖了大地,尖尖的竹笋便钻出了地面……

      张老师到我家去做家访,建议母亲给我缝上裤裆。我母亲不太情愿地接受了他的建议。缝上裤裆后,因为经常把腰带结成死疙瘩,出了不少笑话。后来,大哥把一条牙环坏了的洋腰带送我,结果出丑更多。一是六一儿童节在全校大会上背诵课文时掉了裤子,引得众人大哗;二是我到办公室去给张老师送作业,那个与张老师坐对面的姓尚的女老师非要我跟她打乒乓球,我说不打,她非要打,张老师也要我打,我只好打,一打,裤子就掉了。那时我穿的是笨裤子,一掉就到了脚脖子。尚老师笑得前仰后合,说张老师你这个爱徒原来是个小流氓……

      在我短暂的学校生活中,腰带和裤裆始终是个恼人的问题。大概是上四年级的时候,我写了一篇关于五一劳动节学校开运动会的作文,张老师大为赞赏。后来我又写了许多作文,都被老师拿到课堂上念,有的还抄到学校的黑板报上,有一篇还被附近的中学拿去当作范文学习。有了这样的成绩,我的腰带和裤裆问题也就变成了一个可爱的问题。

      后来我当了兵,提了干,探家时偶翻箱子,翻出了四年级时的作文簿,那上边有张老师用红笔写下的大段批语,很是感人。因为“文化大革命”,我与张老师闹翻了脸。我被开除回家,碰到张老师就低头躲过,心里冷若冰霜。重读那些批语,心中很是感慨,不由得恨“文化大革命”断送了我的锦绣前程。那本作文簿被我的侄子擦了屁股,如果保留下来,没准还能被将来的什么馆收购了去呢。

      辍学当了放牛娃后,经常忆起写作文的辉煌。村里有一个被遣返回家劳改的“右派”,他是山东师范学院中文系的毕业生,当过中学语文教师。我们是一个生产队,经常在一起劳动。他给我灌输了许多关于作家和小说的知识。什么神童作家初中的作文就被选进了高中教材啦,什么作家下乡自带高级水啦,什么作家读高中时就攒了稿费三万元啦,什么有一个大麻子作家坐在火车上见到他的情人在铁道边上行走,就奋不顾身地跳下去,结果把腿摔断了……他帮我编织著作家梦。我问他:“叔,只要能写出一本书,是不是就不用放牛了?”他说:“岂止是不用放牛!”然后他就给我讲了丁玲的一本书主义,讲了那些名作家一天三顿吃饺子的事。大概从那时起,我就梦想着当一个作家了。别的不说,那一天三顿吃饺子,实在是太诱人了。

      1973年,我跟着村里人去昌邑县挖胶莱河。冰天雪地,三个县的几十万民工集合在一起,人山人海,红旗猎猎,指挥部的高音喇叭一遍遍播放着湖南民歌《浏阳河》,那情那景真让我感到心潮澎湃。夜里,躺在地窖子里,就想写小说。挖完河回家,脸上蜕去一层皮,自觉有点脱胎换骨的意思。跟母亲要了五毛钱,去供销社买了一瓶墨水,一个笔记本,趴在炕上,就开始写。书名就叫《胶莱河畔》。第一行字是黑体,引用毛泽东的话:水利是农业的命脉。第一章的回目也紧跟着有了:元宵节支部开大会,老地主阴谋断马腿。故事是这样的:元宵节那天早晨,民兵连长赵红卫吃了两个地瓜,喝了两碗红黏粥,匆匆忙忙去大队部开会,研究挖胶莱河的问题。他站在毛主席像前,默默地念叨着:毛主席呀毛主席,您是我们贫下中农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……念完了一想,其实红太阳并不热烈,正午时刻的白太阳那才叫厉害呢。正胡思乱想着,开会的人到了。老支书宣布开会,首先学毛主席语录,然后传达公社革委会关于挖河的决定。妇女队长铁姑娘高红英请战,老支书不答应,高红英要去找公社革委会马主任。高红英与赵红卫是恋爱对象,两家老人想让他们结婚,他们说:为了挖好胶莱河,再把婚期推三年。这一边在开会,那一边阴暗的角落里,一个老地主磨刀霍霍,想把生产队里那匹枣红马的后腿砍断,破坏挖胶莱河,破坏备战备荒为人民……这部小说写了不到一章就扔下了,原因也记不清了。如果说我的小说处女作,这篇应该是。

      后来当了兵,吃饱了穿暖了,作家梦就愈做愈猖狂。1978年,我在黄县站岗时,写了一篇《妈妈的故事》。写一个地主的女儿(妈妈)爱上了八路军的武工队长,离家出走,最后带着队伍杀回来,打死了自己当汉奸的爹,但“文革”中“妈妈”却因为家庭出身地主被斗争而死。这篇小说寄给《解放军文艺》,当我天天盼着稿费来了买手表时,稿子却被退了回来。后来又写了一个话剧《离婚》,写与“四人帮”斗争的事。又寄给《解放军文艺》。当我盼望着稿费来了买块手表时,稿子又被退了回来。但这次文艺社的编辑用钢笔给我写了退稿信,那潇洒的字体至今还在我的脑海里摇头摆尾。信的大意是:刊物版面有限,像这样的大型话剧,最好能寄给出版社或是剧院。信的落款处还盖上了一个鲜红的公章。我把这封信给教导员看了,他拍着我的肩膀说:“行啊,小伙子,折腾得解放军文艺社都不敢发表了!”我至今也不知道他是讽刺我还是夸奖我。

      后来我调到保定,为了解决提干问题,当了政治教员。因基础太差,只好天天死背教科书。文学的事就暂时放下了。一年后,我把那几本教材背熟溜了,上课不用拿讲稿了,文学梦便死灰复燃。我写了许多,专找那些地区级的小刊物投寄。终于,1981年秋天,我的小说《春夜雨霏霏》在保定市的《莲池》发表了。

      莫言的经典哲理散文欣赏篇三:文学与牛

      荣获了《小说月报》奖,十分高兴,但听说要写“得奖感言”,又十分犯愁。真是得奖不易感言更不易;不易也要写,为了这个我盼望许久的奖。

      记得当年汪曾祺先生到我们班上来讲课,开首就在黑板上写上了六个大字“卑之无甚高论”,这句话出自何典我忘了,汪先生当时是说过的,但话的意思还明白。谈到文学,连汪先生这样的大家都说没有高论,如我这般蠢货,只怕连低论也不敢有。不敢有也得有,因为我的《牛》得了奖,因为我很看重这个奖。

      俗话说吃水不忘打井人,得了奖不能忘了我放过的和我追过的那些牛。一谈牛,就难免谈到所谓的“童年记忆”,一谈到“童年记忆”就难免遭人耻笑,但无论多么聪明的人,只要一耻笑我,就跟对牛弹琴差不多,因为他们的话都是文学理论,而文学理论我根本就听不懂,不是装糊涂,的确是不懂,有好几次我想冒充一下阳春白雪,不懂装懂一下,结果弄巧成拙,让人摸到了我的底细,就像让贵州的小老虎摸到了驴子的底细一样。

      我童年时期,正逢“文革”,大人垂头丧气,小孩子欢天喜地。我们那时的一个最大的娱乐项目就是吃过晚饭后到旷野里去追牛。当然是月亮天最好。大人们点着马灯在大队部里闹革命,四类分子趁着月光给生产队里干活,我们趁着月光在田野里追牛。那时候,就像我在《牛》里写的那样,牛是大家畜,是生产资料,偷杀一头牛是要判刑的,但生产队里根本没有饲草,革命时期,明年的生产谁还去想?就把那些牛从饲养室里轰出去,让它们去打野食,能活的就活,活不下去就死,死了就上报公社,公社下来验尸后,证明是自然死亡,然后,就剥皮卖肉,全村皆欢。当然最欢的还是那些正在掌权的红卫兵头头,这些杂种,比正在挨着批斗的支部书记、大队长还要坏,死牛身上最好的肉都让他们吃了。现在想想,这也是应该的,当官如果没有好处,谁还去当?我们一帮孩子,吃罢晚饭,等到月光上来,就跑到田野里,追赶那些瘦得皮包骨头的牛。“文革”期间,地里不但不长庄稼,连草也长得很少,牛在光秃秃的田野里,吃不饱,学会了挖草根啃树皮,还学会了用蹄子敲开冰河饮水。我们在月光照耀下开始追牛,起初我们不如牛跑得快,但渐渐地牛就不如我们跑得快了。我们每人扯住一条牛尾巴,身体后仰着,让牛带着跑,举头望着明月,犹如腾云驾雾,有点飘飘如仙的感觉。那些老弱病残的牛,很快就被我们给折腾死了,剩下的那些牛,基本上成了野牛,见了人就双眼发红,鼻孔张开,脑袋低垂,摆出一副拼命的架势。对这样的牛,我们不敢再追了。后来又出了一个谣言,说是有几个刚死了的人的坟墓让这些野牛给扒开了,尸体自然也让这些野兽给吃了。牛野到吃死人的程度,离吃活人也就不远了。因此我们的追牛运动就结束了。这个时期,中国基本上没有文学。

      “文革”结束后不久,人民公社就散了伙,先是联产计酬,紧接着就是分田单干,家家户户都养起牛来,牛的身价猛地贵了起来。人民公社时期说起来很重要实际上根本不当东西的牛,重新成了农民的命根子。这个时期,正是中国的新时期文学的黄金时代。

      90年代以来,由于这样那样的原因,农民对种地失去了热情,年轻力壮的人,大都跑出去打工挣钱,村子里的土地,多被大户承包,再加上小型农业机械的普及,林果的增加和粮田的减少,牛作为主要的生产资料逐渐成为历史。现在农民养牛的目的,基本上是养肥了卖肉,社会的商品化,改变了牛的历史地位,农民与牛的感情也发生了重大的变化。过去,人们常常诅咒那些杀牛的人,说他们死后不得好报,现在,杀牛跟杀猪一样,成了司空见惯之事。这个时期,我们的文学也失去了它的神圣和尊严,文学创作,也正在变成一种商品生产。

      我马马虎虎地感到,几十年来,牛的遭遇与文学的遭遇很是相似,农民的养牛史,活像一部当代文学史。我估计会有很多人反对我的“研究成果”,太下里巴人了嘛!我也想阳春白雪,但学不会,只能是什么人说什么话。

      最后,我想说,搞文学的同志们,不要悲观,更不要绝望,科学无论如何发达,农民无论怎样变化,为了耕田而被饲养的牛还是会存在的,因此纯粹的文学还是会存在的。我想《小说月报》之所以奖励我,并不是因为我的这篇小说写得有多么好,他们奖励的是我这种为了耕田才养牛的精神。

      本文标题:莫言的经典哲理散文欣赏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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