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坐在人生的边上——杨绛先生百岁答问

  • 作者: Admin
  • 来源: 美文摘抄网
  • 发表于2018-07-04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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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•   笔会:尊敬的杨先生,请允许我以提问来向您恭祝百岁寿辰。
      
      您的生日是1911年7月17日。仔细论起来,您出生时纪年还是清宣统三年,辛亥革命尚未发生。请问,7月17这个公历生日您是什么时候用起来的?
      
      杨绛:我父亲是维新派,他认为阴历是满清的日历,满清既已推翻,就不该再用阴历。
      
      他说:“凡物新则不旧,旧则不新,新旧年者,矛盾之辞也,然中国变法往往如是。旧法之力甚强,废之无可废,充其量不过增一新法,与旧法共存,旧新年特其一例而已。”“今人相问,辄曰:‘汝家过旧历年乎,抑或新历年乎?’答此问者,大率旧派。旧派过旧历年,新派过新历年。但此所谓过年,非空言度过之谓,其意盖指祭祖报神……今世年终所祭之神,固非耶教之上帝,亦非儒家之先圣先贤,不过五路财神耳。此所谓神,近于魔鬼,此所谓祭,近于行贿。”
      
      7月17这个公历生日是我一岁时开始用起来的。我一岁时恰逢中华民国成立。我常自豪说:“我和中华民国同岁,我比中华民国还年长一百天!”7月17日是我生日,不是比10月10日早一百天吗?
      
      笔会:您从小进的启明、振华,长大后上的清华、牛津,都是好学校,也听说您父母家训就是:如果有钱,应该让孩子受好的教育。杨先生,您认为怎样的教育才算“好的教育”?
      
      杨绛:教育是管教,受教育是被动的,孩子在父母身边最开心,爱怎么淘气就怎么淘气,一般总是父母的主张,说“这孩子该上学了”。孩子第一天上学,穿了新衣新鞋,拿了新书包,欣欣喜喜地“上学了!”但是上学回来,多半就不想再去受管教,除非老师哄得好。
      
      我体会,“好的教育”首先是启发人的学习兴趣,学习的自觉性,培养人的上进心,引导人们好学,和不断完善自己。要让学生在不知不觉中受教育,让他们潜移默化。这方面榜样的作用很重要,言传不如身教。
      
      我自己就是受父母师长的影响,由淘气转向好学的。爸爸说话入情入理,出口成章,《申报》评论一篇接一篇,浩气冲天,掷地有声。我佩服又好奇,请教秘诀,爸爸说:“哪有什么秘诀?多读书,读好书罢了。”妈妈操劳一家大小衣食住用,得空总要翻翻古典文学,现代小说,读得津津有味。我学他们的样,找父亲藏书来读,果然有趣,从此好(hào)读书,读好书入迷。
      
      我在启明还是小孩,虽未受洗入教,受到天主教姆姆的爱心感染,小小年纪便懂得“爱自己,也要爱别人”,就像一首颂歌中唱的“我要爱人,莫负人家信任深;我要爱人,因为有人关心。”
      
      我进振华,已渐长大。振华女校创始人状元夫人王谢长达太老师毁家办学,王季玉校长继承母志,为办好学校“嫁给振华”贡献一生的事迹,使我深受感动。她们都是我心中的楷模。
      
      爸爸从不训示我们如何做,我是通过他的行动,体会到“富贵不能淫,贫贱不能移,威武不能屈”古训的真正意义的。他在京师高等检察厅厅长任上,因为坚持审理交通部总长许世英受贿案,宁可被官官相护的北洋政府罢官。他当江苏省高等审判厅厅长时,有位军阀到上海,当地士绅联名登报欢迎,爸爸的名字也被他的属下列入欢迎者的名单,爸爸不肯欢迎那位军阀,说“名与器不可假人”,立即在报上登启事声明自己没有欢迎。上海沦陷时期,爸爸路遇当了汉奸的熟人,视而不见,于是有人谣传杨某瞎了眼了。
      
      我们对女儿钱瑗,也从不训示。她见我和钟书嗜读,也猴儿学人,照模照样拿本书来读,居然渐渐入道。她学外文,有个很难的单词,翻了三部词典也未查着,跑来问爸爸,钟书不告诉,让她自己继续查,查到第五部辞典果然找着。
      
      我对现代教育知道的不多。从报上读到过美术家韩美林作了一幅画,送给两三岁的小朋友,小孩子高高兴兴地回去了,又很快把画拿来要韩美林签名,问他签名干什么,小孩说:“您签了名,这画才值钱!”可惜呀,这么小的孩子已受到社会不良风气的影响,价值观的教育难道不应引起注意吗?
      
      笔会:您是在开明家庭和教育中长大的“新女性”,和钱钟书先生结婚后,进门却需对公婆行叩拜礼,学习做“媳妇”,连老圃先生都心疼自己花这么多心血培养的宝贝女儿,在钱家做“不花钱的老妈子”。杨先生,这个转换的动力来自哪里?您可有什么良言贡献给备受困扰的现代婚姻?
      
      杨绛:我由宽裕的娘家嫁到寒素的钱家做“媳妇”,从旧俗,行旧礼,一点没有“下嫁”的感觉。叩拜不过跪一下,礼节而已,和鞠躬没多大分别。如果男女双方计较这类细节,那么,趁早打听清楚彼此的家庭状况,不合适不要结婚。
      
      抗战时期在上海,生活艰难,从大小姐到老妈子,对我来说,角色变化而已,很自然,并不感觉委屈。为什么,因为爱,出于对丈夫的爱。我爱丈夫,胜过自己。我了解钱钟书的价值,我愿为他研究著述志业的成功,为充分发挥他的潜力、创造力而牺牲自己。这种爱不是盲目的,是理解,理解愈深,感情愈好。相互理解,才有自觉的相互支持。
      
      我与钱钟书是志同道合的夫妻。我们当初正是因为两人都酷爱文学,痴迷读书而互相吸引走到一起的。钟书说他“没有大的志气,只想贡献一生,做做学问。”这点和我志趣相同。
      
      我成名比钱钟书早,我写的几个剧本被搬上舞台后,他在文化圈里被人介绍为“杨绛的丈夫”。但我把钱钟书看得比自己重要,比自己有价值。我赖以成名的几出喜剧,能够和《围城》比吗?所以,他说想写一部长篇小说,我不仅赞成,还很高兴。我要他减少教课钟点,致力写作,为节省开销,我辞掉女佣,做“灶下婢”是心甘情愿的。握笔的手初干粗活免不了伤痕累累,一会儿劈柴木刺扎进了皮肉,一会儿又烫起了泡。不过吃苦中倒也学会了不少本领,使我很自豪。
      
      钱钟书知我爱面子,大家闺秀第一次挎个菜篮子出门有点难为情,特陪我同去小菜场。两人有说有笑买了菜,也见识到社会一角的众生百相。他怕我太劳累,自己关上卫生间的门悄悄洗衣服,当然洗得一塌糊涂,统统得重洗,他的体己让我感动。
      
      诗人辛笛说钱钟书有“誉妻癖”,钟书的确欣赏我,不论是生活操劳或是翻译写作,对我的鼓励很大,也是爱情的基础。同样,我对钱钟书的作品也很关心、熟悉,1989年黄蜀芹要把他的《围城》搬上银幕,来我家讨论如何突出主题,我觉得应表达《围城》的主要内涵,立即写了两句话给她,那就是:
      
      围在城里的人想逃出来,
      
      城外的人想冲进去。
      
      对婚姻也罢,职业也罢。
      
      人生的愿望大都如此。
      
      意思是“围城”的含义,不仅指方鸿渐的婚姻,更泛指人性中某些可悲的因素,就是对自己处境的不满。钱钟书很赞同我的概括和解析,觉得这个关键词“实获我心”。
      
      我是一位老人,净说些老话。对于时代,我是落伍者,没有什么良言贡献给现代婚姻。只是在物质至上的时代潮流下,想提醒年轻的朋友,男女结合最最重要的是感情,双方互相理解的程度,理解深才能互相欣赏吸引、支持和鼓励,两情相悦。我以为,夫妻间最重要的是朋友关系,即使不能做知心的朋友,也该是能做得伴侣的朋友或互相尊重的伴侣。门当户对及其他,并不重要。
      
      笔会:您出生于1911年,1917年即产生了新文学革命。但您的作品,不论是四十年代写的喜剧,还是后来写的《洗澡》《干校六记》等,却没有一点通常意义上“现代文学”的气息。请问杨先生,您觉得您作品中和时代氛围的距离来自哪里?
      
      杨绛:新文学革命发生时,我年纪尚小;后来上学,使用的是政府统一颁定的文白参杂的课本,课外阅读进步的报章杂志作品,成长中很难不受新文学的影响。不过写作纯属个人行为,作品自然反映作者各自不同的个性、情趣和风格。我生性不喜趋时、追风,所写大都是心有所感的率性之作。我也从未刻意回避大家所熟悉的“现代气息”,如果说我的作品中缺乏这种气息,很可能是因为我太崇尚古典的清明理性,上承传统,旁汲西洋,背负着过去的包袱太重。
      
      笔会:创作与翻译,是您成就的两翼。特别是历经“大跃进”、“文革”等困难年代、最终完成《堂吉诃德》的翻译,已是名著名译的经典,曾作为当年邓小平送给西班牙国王的国礼。很难想象这个工作是您47岁自学西班牙语后开始着手进行的。您对堂吉诃德这位骑士有特别的喜爱吗?您认为好的译者,有良好的母语底子是不是比掌握一门外语更重要?
      
      杨绛:这个提问包含两个问题。我先答第一个。
      
      我对这部小说确实特别喜爱。这也说明我为什么特地自学了西班牙语来翻译。堂吉诃德是彻头彻尾的理想主义者,眼前的东西他看不见,明明是风车的翅膀,他看见的却是巨人的胳膊。他一个瘦弱老头儿,当然不是敌手,但他竟有胆量和巨人较量,就非常了不起了。又如他面前沙尘滚滚,他看见的是迎面而来的许多军队,难为他博学多才,能数说这许多军队来自哪些国家,领队的将军又是何名何姓。这等等都是象征性的。
      
      我曾证明塞万提斯先生是虔诚的基督教徒,所以他的遗体埋在三位一体教会的墓园里;他被穆尔人掳去后,是三位一体教会出重金把他赎回西班牙的。虽然他小说里常有些看似不敬之辞,如说“像你妈妈一样童贞”,他也许是无意的,也许是需要表示他的小说不是说教。但他的小说确是他信仰的产物。
      
      现在我试图回答第二个问题。
      
      “作为好的译者,有良好的母语底子是不是比掌握外语更重要?”
      
      是的。翻译是一项苦差,因为一切得听从主人,不能自作主张,而且一仆二主,同时伺候着两个主人:一是原着,二是译文的读者。译者一方面得彻底了解原着;不仅了解字句的意义,还需领会字句之间的含蕴,字句之外的语气声调。另一方面,译文的读者要求从译文里领略原文,译者得用读者的语言,把原作的内容按原样表达;内容不可有所增删,语气声调也不可走样。原文弦外之音,只能从弦上传出;含蕴未吐的意思,也只附着在字句上。译者只能在译文的字句上用功夫表达,不能插入自己的解释或擅用自己的说法。译者须对原着彻底了解,方才能够贴合着原文,照模照样地向读者表达,可是尽管了解彻底未必就能照样表达。彻底了解不易,贴合着原着照模照样的表达更难。
      
      末了我要谈谈“信、达、雅”的“雅”字。我曾以为翻译只求亦信亦达,“雅”是外加的文饰。最近我为《堂吉诃德》第四版校订译文,发现毛病很多,有的文句欠妥,有的辞意欠醒。我每找到更恰当的文字或更恰当的表达方式,就觉得译文更信更达、也更好些。“好”是否就是所谓“雅”呢?(不用“雅”字也可,但“雅”字却也现成。)福楼拜追求“最恰当的字”(Le motjuste)。用上最恰当的字,文章就雅。翻译确也追求这么一个标准:不仅能信能达,还要“信”得贴切,“达”得恰当——称为“雅”也可。我远远不能达到这个目标,但是我相信,一切从事文学翻译的人都意识到这么一个目标。
      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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